沈醉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在战犯管理所依然爱说爱动爱打听，这可能是也多年特务生涯养成的习惯：“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空便东串西走，又爱说笑话，所以，每一个组我都去串过门，当然就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听到之后，又爱去传播领航优配，曾经为此而犯错误，要我在小组的生活会上作检讨。（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到处“串门”，其实也是一种“情报搜集”工作，以那本《战犯改造所见闻》的印刷量来计算收入，估计不会比一般的畅销书少。
很多人都认为沈醉在军统就是搞总务的“大管家”，但是我们细看他的《我的特务生涯》就会发现，他手上的鲜血并不比徐远举、周养浩少——徐远举周养浩一般都是下令抓捕或主持审讯，而沈醉在当总务处长之前还当过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军统临澧特训班中校行动术教官、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处长兼湖南第二行政区（湘西）保安司令部侦察组上校组长、重庆警察局侦缉队长、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上校督察长，没少亲自捕杀地下党，也曾在抓捕中胸口中枪、一条腿被打瘸、一只眼睛重伤。
替戴笠卖命，被毛人凤打压，沈醉虽然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但却不是真心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他在被软禁而没有投入陆军监狱之前，还在秘密串联伺机反扑：“李弥发起，我们七人结为患难兄弟（另外五人为余程万、李楚藩、沈延世、石补天、童鹤莲），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沈醉等人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李弥等人通过假起义获释并带兵反攻云南，于是沈醉就悲催了：“余程万、石补天、李弥三人先后被释放，这三人释出之后立即翻脸，战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疯狂地向昆明猛扑，枪炮声彻夜可闻，且越来越近。卢决定把我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四人移送到钱局街模范监狱。 ”
如果沈醉也跟李弥余程万一起离开昆明，肯定也会再去找“老冤家”或“老主子”，因为他早已把家眷都送去了香港，自己是绝不可能留在大陆的。
沈醉与李弥余程万结拜和密谋，不可能是只有他们七人知道，所以沈醉进战犯管理所，应该是必然的事情，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那就是叫花子背着二斗米——自讨的。
沈醉被关起来之后，最先遇到的仇人有三个：“在监狱中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特别是徐远举，向来脾气暴躁，一见到我便圆眼一瞪，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
沈醉在重庆的战犯管理所并没有跟郭旭做同学，因为郭旭1950年就被送进了北京（沈醉描述：“郭旭是一位非常忠厚的财神爷，北京监狱中的老资格。1950年，我和他在昆明监狱分手后，他便被送到北京，他的编号是一〇七，可见其年资之老，连杜聿明都远不如他，杜编为二〇一）”，而沈醉、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则先被转送至重庆白公馆，后转到松林坡看守所、石板坡的重庆市监狱，1956年初从重庆市监狱转到了重庆战犯管理所（就在原先的中美合作所），1957年国庆节后，沈醉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在重庆的“老同学”宋希濂、钟彬、徐远举、周养浩比沈醉进京还早，电视剧为了剧情紧凑，才让他们“同车到达”。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沈醉学习改造的地方都叫“战犯管理所”领航优配，这是因为当年各地战犯学习改造的地方名字有很多且大不相同，有的还叫“解放军官训练团”，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按性质将这些地方都称作战犯管理所（沈醉书中称“战犯改造所”，也不是十分准确的）。
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原本关系很好，这次结仇是不是沈醉有错，另外三人在回忆文章中没有提起，沈醉却替自己作了辩护：“他们很称赞我这一做法（指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并在报纸和广播中命令特务放下武器），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20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卢汉控制了机场，他们已无法逃台，而且他们对昆明的情况根本不熟悉，若乱跑出去，弄不好就会被保安团抓住打死，还不如与我们一道参加起义。”
沈醉说他是“好心”而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不理解”，后来他用尽办法，才与这三人言归于好。沈醉用的是特务最常用的办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沈醉与这三个将军级特务“结仇”孰是孰非，可能就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了。
沈醉把四个少将特务“交出”，应该并不算错，而他进入北京后遇到的另外两个仇人，结仇经过就比较离奇了。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我过去由于工作关系，除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共产党一些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中一些负责人受到过我的迫害和监视、盯梢、逮捕、打骂等外，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和我是冤家的。连在战犯管理所内，也有几位和我过去还是仇人。”
沈醉仇人多得数不清，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重逢的两个，一个叫周振强，一个叫袁仲虎（袁鸿逵，字仲虎），这两人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中将：周振强为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袁仲虎为“国防部中将部附（蒋军的军队中有团长、副团长、团附，营连排也都有‘附’，有些人把副团长写成团附或团副是不对的）”、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先为何绍周后为李弥）中将高参。
袁仲虎原本是不会当什么劳什子中将高参，也不用进战犯管理所的，他如此倒霉，全是被沈醉坑了：“他是前营口市长，被俘释放回到云南，大肆宣传共产党如何优待俘虏等。1949年夏天，我下命令把他逮捕，关在昆明市警察局看守所内。被我逮捕囚禁后，迫他作反共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逮捕。所以他一看到我就说：他早投靠了共产党，是我迫他反共，结果又坐牢。我也曾不客气地顶过他：你要真心诚意投靠共产党，不怕成烈士，今天就不会再坐牢。”
袁仲虎没能成起义将领却成了战犯，他痛恨沈醉是必然的，但这件事他们两人都不是没有错或没有罪：沈醉固然是充当了反动鹰犬，袁仲虎似乎也没有坚强不屈。
袁仲虎与沈醉的恩怨纠葛难以说清，但周振强跟沈醉结仇，确实是周振强占理而沈醉有罪，这一点连沈醉自己也承认。
据沈醉回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根本就不归卫戍司令部管：“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庞大的公开特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人。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
沈醉认罪：“稽查处对人民危害最多最大，我曾多次听到一些人说：‘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我在当督察长时，经常处理这个组的稽查员在外乱搞的案子。”
沈醉与周振强结仇，是因为沈醉手下一个稽查员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被兼任綦江警备司令的周振强叫去调查的时候还嚣张骂人，结果被周振强一气之下将其枪毙——那个稽查员犯下的罪行，如果全按沈醉的回忆复述，那就不适合很多人看了，大家只需知道沈醉的手下强抢民女逼良为娼就行了。
手下罪恶滔天，沈醉不但不进行管束，反而调动了两辆大卡车载着几十个特务要去抓周振强，要不是戴笠得报后及时阻止，那肯定是要有一场大乱斗——周振强给中山先生和蒋中正都当过卫士，还真不怕军统特务。
沈醉自己也承认，那个所谓的稽查员根本就不是军统特务，而是他雇佣的“地方恶霸”，该稽查处有四百多稽查员都是“恶棍地头蛇之类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手下如此丧尽天良， 沈醉只包庇不管束，他是什么样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读者诸君看了沈醉与这五个人的三次结仇经过，会认为沈醉哪次有错、哪次有罪？ 沈醉1960年第二批特赦是不是早了点儿？他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绝非真心，“恢复”其“起义将领”身份，他为何不愿意接受？
沈醉想要起义将领身份，是他亲笔写的，而且写得还挺“真诚”：“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沈醉只想当特赦战犯而不想要起义将领证明书，这件事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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